“六朝元老”
从隋、唐、宋、辽、金一直到元代，即从中国史上的6——14世纪，一种使用“干和”工艺酿造的汾酒，当时被称为“干和酒”、“干酿酒”或“干酢酒”，连续800年称雄酒坛，历隋、唐、宋、辽、金、元而不衰，成为世界酒文化中的一大奇观。
李肇撰写的《唐国史补》所载唐代名酒有：“河东之干和、葡萄，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北宋朱翼中《北山酒经》曰：“唐时汾州有干酿。”
北宋窦革《酒谱》云：“唐人言酒美者，有河东干和。”又云：“张藉诗云，‘酿酒爱干和’，即今人不入水也，并、汾间以为贵品，名之曰干酢酒。”
北宋张能臣《酒名记》载：“汾州甘露堂(当时汾酒‘干和’工艺的代表)最有名。”
元代宋伯仁《酒小史》罗列当时全国名酒，“汾州干和酒”又列其中，并云“干和仍有名”。
以上确凿的史料无疑证明，以“干和”工艺为特色的汾酒，经历了隋、唐、宋、辽、金直到元仍有名，是六个朝代的“国家名酒”。同时也充分说明，汾酒在公元56l一564年间以“清酒”的技术革新一举成名之后，又在工艺上有了大的突破。那么“干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酿酒工艺呢? “不入水”怎么酿酒呢?汾酒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首先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谈起。
公元581年，杨坚迫使北周静帝退位，建立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继续推行北魏的“均田”制，经济发展也较快，但到了炀帝，因统治残暴，激起了人民反抗。公元618年李渊胜隋，建立了唐帝国。唐代统治者吸取了隋代短期灭亡的教训，减轻税赋，实行“均田”和“租庸调”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兴修水利，改革生产工具，使全国农业、手工业发展非常迅速。唐郑启在其所著的《开天传信记》中描写“左右藏库，财物积山，不可胜较”。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酒业的鼎盛期，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做是政和民乐的表现，后又引榷酒之法，成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途径，使酒成为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因而官方的酿酒和酒肆、家庭的私家酿酒都很兴旺，技术甚高，品种多样，名酒辈出。同时，唐时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使西域的一些先进的酿酒术和优质酒品，也传至内地，促进了唐酒发展。酿酒行业经过数千年的实践之后，传统酿酒经验得到了升华，形成了传统的酿酒理论，涌现出了一大批酿酒专著，如《甘露经》、《酒谱》、《酒经》、《酒孝经》等，《外台秘要》和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中还记录了大量的药酒方及其制作、使用方法。唐代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与高度发达的酿酒业和饮酒习俗相结合，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唐代酒文化。唐代酒诗名家之广、数量之多，历代均不可比，特别是李白、杜甫、自居易都是中外闻名的世界级酒诗大家。唐代大书法家张旭、怀素和大画家吴道子、郑虔也都留下了与书画结缘的千古名作和佳话。同时，围绕酒还出现了—系列的文化娱乐活动，诸如咏诗、酒令、樗蒲、香球、投壶、歌舞、蘸甲等等，汇成了熏染一代的饮酒风俗，使古老的中国酒文化得到了既广泛又深入的发展。
正是在唐代酒文化发展的肥田沃土和春风雨露之中，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中国白酒悄然问世。从黄酒向蒸馏白酒的转变，这是中国酒史上划时代的进步，这个伟大的转变，也正是从汾州杏花村开始的。
众所周知，北宋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蒸馏白酒的生产也首先从北方开始，且在明代以前，白酒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则以黄洒为主。唐代的杏花村，是由北方军事中心太原，通往皇都西安的必经要驿。无论文武百官，乌举诗人，乡士访学，凡路经者都要知味停车，闻香下马，以品尝杏花村为乐事。这自然促使杏花村酒业兴旺，各个酒坊不断改进工艺，提高质量。这时汾酒在“汾清”的基础上进行了两项划时代的工艺突破。
一是“干和”酿造工艺的发明。“干和”汾酒选用优质粱米为原料,以河东神曲为糖化发酵剂。工艺特点是：蒸米时，锅底水加入花椒以串味,将饭捣烂冷却，加曲进行糖化，浸泡数十天。压榨取得第一次酒液后，再加人粱米，蒸制、冷却、加曲、进行第二次糖化。然后将第—次酒液加人第二次糖化醅中，人缸密封，经陈酿、压榨、过滤等工序而成。
二是率先将蒸馏技术使用到酿酒中来，在“干和”工艺的基础上，两次发酵，两次蒸馏，形成了熟料拌曲、干和入瓮发酵、蒸馏制酒的最新工艺，这也就是现代汾酒工艺的雏形。
以此法所得之酒，清澈如水，醇香甘洌无比。名传遐迩，来村品饮者络绎不绝，每在酒后，都以此酒议名。有的因见其度高最易点燃，就称为“火酒”、“烧酒”；有的视其无色透明，称为“白酒”，因产于汾州杏花村，又称为“汾白酒”或“杏花白”，有的还叫“汾白干’、“老白干”。此酒传进朝内，试饮绝佳，令州进贡并因其干和入瓮的独特酿造技术而定名为“干和”，又叫“干酿”、“干酢”。从此，“干和”汾酒遂成为朝廷贡酒，驰名全国。
关于中国出现蒸馏酒的历史年代，从最早的东汉(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蒸馏器为据)，到最晚的元代(以李时珍《本草纲日》中“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的说法为依据)，各个朝代的说法都有。其中唐代说者较多。实际上，由于事物从出现到成熟需要较长时间，所以，东汉时发明的蒸馏器，到600年后的唐代应用于酿酒造出蒸馏酒，再到1300年后的明代普及蒸馏酒，这应该是符合规律的变化。唐代，汾酒由黄酒转变为蒸馏洒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美酒飘香，引来无数文人骚客品饮传诵。诗酒仙家李白流传下来的1000首诗中，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其中“干和”汾酒，也为他增添了不少酒诗灵感。李白两次出游太原(唐称并州)途中携客到杏花村品尝“干和”汾酒，醉中校阅了郭君碑。郭君为唐代将领，有战功，死后葬于杏花村东北干岗上，碑文为虞业南所书。《汾阳县志》中“汾酒曲”记录了此事：“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李白因匆忙访友，在杏花村未留诗句，只在离别汾阳时，写过一首《留别西河刘少府》诗。西河即汾州别称。
李白回到太原，日饮“干和”汾酒眷恋故土，灵感犹多，写下不少诗句，如《太原早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五日不悠悠。”特别是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思乡心切，但转念又写出了：“琼杯倚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忆旧游寄谯元参军》)看来，只要有像“干和”那样的好洒，他连家也可以不回了。
诗与李白齐名的诗人杜甫的祖父曾为汾州刺史，杜甫幼时常来汾州留居，正是“干和”汾酒使杜甫对洒上了瘾、增了量，并转变为诗的催化剂。他的酒名虽不如李白，但嗜酒却有过之而不及，十四五岁时酒量便大得惊人，世称“少年酒豪”。正如他在诗中自白：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级，俗物多茫茫。汾州的佳酿名地使杜甫难以忘怀。正如他在《过宋员外之间旧 庄》诗中写道：“宋公旧池绾，零落首阳河。枉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淹留问父老，寂寞向山河。更让将军树，悲风口暮多。”宋之问即初唐著名诗人宋延清，汾阳人。涛中所言“将军树”，即汾阳壶芦峪口贺鲁将军庙里的那棵大槐树，在宋之间的故居宋家门附近。
晚唐诗人杜牧游访杏花村，写下了名作《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叫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含蓄地、但却很艺术地表达了他在杏花村酒家小酌“干和”汾洒，避雨、消遣的欣喜之情。然而多少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杜牧诗中写的“杏花村”不是山西杏花村。其论点有三：一是认为杜牧根木就没有到过山西。但在杜牧的《樊川文集》中有一首涛为《并州道中》，记载了他在山西游历醉酒的情况。怀疑论者显然犯了知识性的错误。二是认为山西杏花村往北方，清明时节不下雨。但谢觉哉先生有诗云：“我来仍是雨纷纷”。故此这完全是一种很肤浅的主观臆断，显然犯了常规性错误。三是认为杜牧当过池州刺史，写这首诗时就应该在安徽池州。但一个地方大员怎么可能踽踽独行，连问路都要自己亲自去问呢?显然怀疑论者又犯了逻辑性错误。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怀疑论者都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没有杏花村就没有《清明》诗的今天。杜牧一生的涛篇1000余首，《清明》诗并非其最好的作品，但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只有这首诗。这不能不说杏花村盛产名酒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杏花村，如果没有杏花村的名酒，杜牧的这首《清明》诗必然会大大失色。由此可知，杜牧的《清明》诗与山西杏花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硬要将两者分开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不顾史实的假设或主观臆断罢了。
在“干和”汾酒名传全唐的同时，竹叶青酒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被咏唱传诵。初唐诗人王绩在《过酒家》诗中赞曰“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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