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霸业
民国时期的杏花村汾酒事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当时的白酒业都是首屈一指。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创造了中国酒文化史上许多个“白酒之最”。
1、“义泉泳”与杏花村酒业的统一
汾酒史研究学者一般把汾酒老字号“义泉泳”的前身——宝泉益的创立，作为近代汾酒工业的开始。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汾阳县南垣寨绅士王协舒在杏花村东堡卢家街独资开办了宝泉益酒坊。
王家是当地富户，在汾阳县、北京、天津经营多处商号、银号。宝泉益酒坊创立时的投资没有记载，但到民国4年(公元1915年)王氏分家时，资产折合白银2000两。
民国4年(公元1915年)，宝泉益酒坊转由其三弟王协卿接管，改名为“义泉泳”。王协卿对酒坊进行大力整顿，投资改善生产条件，聘请宝泉益原总管掌柜孝义人杨德龄(字子九，号四正堂，孝义下栅人，1859—1945)为经理，对杏花村其他酒作坊“德厚成”和“崇盛永”采取友好协商的办法，以“义泉泳”为主进行了合并，形成了
“人吃一口锅，酒酿一眼井，铺挂一块牌”的崭新柜面，即杏花村人
称为“一道街、一片铺、一东家”的“三一”格局。
自此，杏花村酿酒业得到了统一，实力壮大，技术力量加强，汾酒的质量明显提高。就在1915年，义泉泳生产的“老白汾酒”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为使这一殊荣永垂青史，王协卿、杨德龄请汾阳籍文人申季庄撰写了《申明亭酒泉记》，详述始末，勒石立于杏花村古井旁。
民国8年(公元1919年)，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杨德龄兼任经理，义泉泳所产汾酒由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包销。8年后因内部不和，合作停止。此后义泉泳营业日渐萧条，最终于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以9600银元的价格全部转卖给晋裕汾酒有限公司。
对义泉泳的兼并，标志着汾酒事业告别了当时中国酒业普遍的旧的管理模式，彻底进入公司化的经营时代。
2、唯一获巴拿马赛会甲等金质大奖章的白酒品牌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全称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后人简称“巴拿马赛会”，是美国国会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召开的国际性大型博览会。
《中国食品》杂志1988年第9期至第12期连载了刘景元先生撰写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实况重述》一文。文章根据1917年2月出版、中国巴拿马赛会筹备局长兼监督陈淇主持编撰、郑孝胥题签的《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纪实》一书整理而成，具有市要的史料价值。文中记载，巴拿马赛会于1915年2月20日上午8时正式开幕。共有31个国家，20万家展品生产厂和送样单位参加，展品在农业、工业、食用、园艺等11个陈列馆分别展出。开幕的第一天，参观人次达20万，整个展览期间参观人次达1900余万，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国际博览会之一。
巴拿马赛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向世界展示经济水平的历史性盛会。中国赴美展品达10余万种，重1500余吨，展品出自全国各地4172个出品人和单位。共获奖章1218枚，为参展各国之首。
巴拿马赛会的奖项共设六等。
一等奖为(甲)大奖章。我国获64枚，其中酒类5枚，分别为山西省高粱汾酒、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的各种洒、直隶省高粱酒、河南省
高粱酒及广东省果酒。其中只有汾酒和张裕为独立品牌，而以酒类划分，则实际上获得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等奖的白酒品牌只有一种，那就是山西汾酒。
二等奖为(乙)名誉奖章。我国获64枚，其中酒类2枚，分别为上海真鼎阳观各种酒及江苏仙居出品分所的洒。
三等奖为(丁)金牌奖章。我国获258枚，其中酒类22枚，有北京的葡萄酒、仿洋洒，山东兰陵公司的兰陵美酒，广西药果酒，河南开封的各种酒及江苏、浙江、安徽的金波酒、玫瑰酒等等。
四等奖为(戊)银牌奖章。我国获337枚，其中酒类2l枚，贵州公署的酒位列其中。贵州公署酒据有关资料证明为荣和烧房送的茅台酒。
五等奖为(己)铜牌奖章。我国获258枚，其中酒类4枚，有直隶省葡萄酒等。
六等奖为（丙）奖启（无奖牌）。我国获奖227份，酒类空缺。以上史料确凿地证明，中国白酒品牌中只有山西汾酒获得了一等奖。杏花村《申明亭酒泉记》记其事云：“……马拿马赛会航海七万里而遥，陈列其间冠绝岛国，得邀金牌之奖。于是汾酒之名，不惟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洲矣。”《并州新报》以“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之醒题，向国人欢呼曰：“老白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会一鸣惊人。”自此，老白汾酒誉 驰中外，名震四海，成为享誉国际的世界名牌。
3、中国白酒业第一家私营股份制企业
巴拿马赛会一举夺魁，引起了山西督军阎锡山的高度关注，决定对汾酒进行提倡，遂指定专人与杨德龄协商合营，但由于双方意见不统一，合营之事便搁浅了。阎锡山的副官张汝萍见公商两家合议不成，便打算私人集股办理。他联络了一些朋友共同商议，拟集股开设推销酒的商店。他们又把杨德龄请来商议。商议结果，决定由张汝萍等5人，各认股金500元，计2500元，义泉泳以酒入股，认2500元，组成晋裕汾酒有限公司。1919年1月，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成立。经营方式为由义泉泳供酒，晋裕公司经销。经理均由杨德龄担任。
杨德龄经理在以往经营义泉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有限公司”的一般章程，形成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四项基本制度”。即资金股份制、管理分权制、薪俸三三制、人事避亲制。
晋裕汾酒公司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三年一选，监事会一年一选。日常事务，各司其职。遇有重大事件，召开联席会议商决。历届董事、监事，除张汝萍等发起人外，以后陆续增选的有冀贡泉(汾阳人，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傅瑶(汾阳人，曾任山西省银行副理)等许多山西省要员。
“薪俸三三制”即：薪俸由月薪、红利、红包三部分组成。月薪按优良、普通、劣等三个等级确定，劣等留用一年，表现好可晋升普通级，如仍无长进，年终即行辞退。“红包”又名“赏钱”，一年只有一次，奖优罚劣。“红利”以入股额、利润之多寡决定，年底一次分红。当时中国普遍使用的分配制度是年劳金制，而这种有特色的月薪制不仅有一定的先进性，并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此外，杨德龄经理还推行了新的会计制度，并主张用人不用亲眷的“避亲”原则，杨经理子孙满堂，无一亲人跟随其左右，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义泉泳与晋裕公司共合作8年。
1927午，义泉泳因供酒价与晋裕公司的售出价悬殊太大，要求提价，晋裕公司不矛调整。加之义泉泳内部起了内讧，决定不再供应晋裕公司汾酒，而且撤去杨德龄在义泉泳的经理职务。
晋裕公司的资本，当时已达5万元，在山西500家酒业中居于首位。而且杨德龄离开时，带出了义泉泳的半套人马，专任了晋裕公司的经理。并于当年即在杏花村购得房产，成立了晋裕公司酿造厂，自产自销。其规模与义泉泳相当。分裂后的义泉泳因经营方式陈旧，管理不善等原因日见衰落，到1932年晋裕公司便以9600)元的价格彻底购买义泉泳的一切房产、招牌及生产工具。
晋裕公司兼并义泉泳之后，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据资料记载：晋裕公司1930的纯收益为3683元8角，吞并义泉泳以后，利润大大增加，1935年纯收益上升为8377元2角，到1936年，又增加到12544元7角，每股红利7．5元，红利率高达士5％。日产酒达到2000市斤，并新建扩建了太原罐头厂、新华泰料器厂、平遥面粉厂、杏花村晋裕酿造厂和义泉泳造酒厂，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白酒企业。
1937午，抗日战争爆发。为汾酒事业奋斗了66年的杨德龄老先生以79岁高龄辞职返归故里。连年战乱加上军阀、政界的腐败，使晋裕公司经营日见衰竭，奄奄一息。1949年，人民政府以8000元的代价，收购了晋裕公司在杏花村的酿造厂。晋裕公司以这笔钱与另一私商合并经营文具业务，1951年倒闭。晋裕汾酒有限公司遂成为历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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